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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政，是指救济饥荒的措施及其法令制度。朱子的荒政实践，始于乾道四年（1168）,这年春夏之交，崇安闹饥荒，时朱子正以枢密编修官待次在家，得崇安知县诸葛廷瑞委托，与里人左朝奉郎刘如愚同赴赈灾，“劝豪民 发藏粟，下其直以振之”，“里人方幸以不饥”。不久，邻邑浦城发生饥民暴乱，因距崇安境不过二十里，乡民“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朱子上书 建宁府，借粟六百斛救急，帮助饥民渡过难关。 同年七月，崇安又遇水灾，灾情严重。朱子又被府县请来参与赈灾。朱子为此“遍走山谷间”，前后整整十日。所见“裂石涌水，川原田亩无复东 西，皆为巨石之积，死伤几百人。行村落间，视其漂荡之路，听其冤号之 声，殆不复能为怀”。让朱子难以容忍的是，朝廷派遣的赈灾使，“所至揭榜，施米十日，市井游手及近县之人得之，深山穷谷尚有饥民，却不沾及。 然所谓十日，亦只虚文，只辂车过后，便不施矣”。面对此情此景，朱子 这个待次在家的枢密院编修除了怒斥这些“漠然无意于民”的赈灾官员为 “食肉者”，感叹“世衰俗薄，上下相蒙，无一事真实”外，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儒家“民为邦本”的学说不明于时，“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同时，也使朱子强烈地感受到必须要有一种百姓自己就可以操作，而无需“食肉者” 参与的救荒机制，这便是社仓制度。 乾道四年(1168),朱子向建宁府借粟六百斛以救灾，这年冬天乡民欲如数归还，建宁府指示暂“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朱子觉得每年青黄不接时，百姓不得已以“倍称之息贷食豪右”，而其时官仓米谷却“积于无用之 地，后将红腐不复可食”，所以他建议建宁府将这些官仓之米“岁一敛散, 既以纾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每年以百分之二十的米息出贷，小灾减半 息，大灾全免，“以惠活鳏寡，塞祸乱原，甚大惠也”。后来又感到将谷米 “分贮民家，于守视出纳不便，请放古法，为社仓以储之”。经建宁知府沈度的许可，拨钱六万以建社仓。从乾道七年(1171)五月动工，八月完工, 在崇安五夫里建成社仓三所。五夫社仓之法推行十四年后，不仅将原借六百 石米纳还给建宁府，而且其息米已累积至三千一百石。此后赈贷，不再收息，每石只收损耗三升。从而做到了 “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 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朱子奏事延和殿，其中第四札向宋孝宗陈述 了社仓之法，并请求在各地推广。十二月，诏行社仓法于诸郡，社仓法从此成为南宋荒政的一项重要制度。至宋理宗时，社仓制度已遍行南宋全境，成为南宋荒政和仓储制度中重要的环节之一。 淳熙七年(1180)夏，南康军所属星子、都昌、建昌等县遇到大旱灾。 田禾干枯，“有弥望十数里而无一穗之可收者”，“至秋计苗，失收七分以 上”。面对来势凶猛的旱荒，朱子“大修荒政”，采取了减赋与赈济双管齐下的策略。 首先，朱子及时上疏朝廷，报告灾情，请求“许依分数放免税租外，更令转运、常平两司多拨钱米，应副军粮，准备赈济”。为此，他连续上了 一系列以“乞放免租税”和“拨钱米赈济”即以减赋和赈济为主要内容的奏章。在减赋方面，他上状奏请将淳熙三年(1176)以前州县积欠的官物“并行除放”，“一切蠲除”；将淳熙七年(1180) “人户未纳夏税钱帛权行倚阁， 令候来年蚕麦成熟”，再随新税一同交纳。又奏请除豁检放苗米和未纳畸零夏税二项，总计经总制钱九千二百余贯；蠲免淳熙七年(1180)九月至十月“收趁不足"的月桩钱六百二十余贯。 在赈济方面，朱子想尽各种办法，上向朝廷申请，下向富户劝贷，以筹集赈粮。其中，通过申请截留米纲充军粮一万三千九百多石，通过奏请得准，暂借上供官钱二万四千余贯，趁米价未涨之前，收籴米斛一万一千多 石，奏请“令本路提举常平司将所部州军应管常平义仓钱米通融，宽数支拨''；通过悬赏封官的办法，劝谕富户“将米谷赈济饥民”，共得米一万九千石。又得上户二百多户承认赈粜米七万三千二百多硕。 其次，朱子颁布公告，劝谕百姓，要“安分著业，以待赈恤，毋得轻有流移，”又下令“主户各存恤其客户，有余米平价出粜，以济乡闾。其有措借出放，亦许自依乡例，将来填还不足，官司为责偿。如有违令闭籴者，当根究施治。其贫民妄行需索，鼓众作闹，定当重作行遣”。朱子此举，意在安定民心，防止饥民流移或聚众闹事，造成社会动荡不安。 第三，为解决灾民饥食，朱子结合以工代赈之法，“开场济粜”。 由于年久失修，南康军沿江石堤“逐年风浪冲击，砌石损动”，“不堪系缆，每有大风震作，漂流人船，不容拯救，前后抛失官私钱物不可胜计”。 淳熙七年(1180)九月，在“旱伤至重，细民阙食”的情况下，朱子两次上疏给朝廷，请求拨给钱米，修筑沿江石堤。他委派星子知县王文林等到实地测量，搞工程预算，争取把朝廷拨款与地方自筹结合起来，同时也把修筑大堤与赈济灾民结合起来，从而达到“见修江堤，役工买木，亦足以散钱于民间”解决受灾饥民就役的目的。这道石堤历经五月而成，后人尊称为“紫阳堤” 淳熙八年(1181)正月，朱子在星子、都昌、建昌三县开场济粜。“预 于县市及诸乡均定去处，共置三十五场，分差见任、寄居、指使、添差、监押酒税务、监庙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员监辖赈粜赈济，及委县官分场巡察，严戢减克乞觅之弊”，共赈济缺食饥民29 578户，其中成年人127 607人，未 成年人90 276人，“大人一斗五升，小儿七升五合，足为半月之粮?！Ю镏窦让庥诩⒍隽骼腴杷乐?，无不欢呼鼓舞”。 南康荒政在朱子弾精竭虑的筹措下，取得了圆满成功。其赈灾的措施、 方法，“设施次第”，大江南北“人争传录以为法”，当时就被江西提举尤袤加以推广，“以其法行之诸郡，其利甚博。近日经由信州，则闻玉山一县 亦得检官如此措置”。 朱子救荒，得到了当地富户的支持，但他并未忘记当初赏官的允诺。当朝廷以“修举荒政，民无流殍”之功命朱子为直秘阁时，朱熹连上三状予以辞免，理由就是“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难以先被恩命”，一直到此事落实，方才拜命，体现了儒者所一贯坚持的一个“信”字。 淳熙八年(1181)九月，浙东水旱饥荒严重，朱子被命为浙东提举，前 往救荒。为取得朝廷对救荒工作的全力支持，朱子请求先上朝奏事。在延和殿所上七札中，朱子除了借“水旱盗贼，略无宁岁” “饥僅连年，民多流殍”，来劝诫宋孝宗“反躬引咎，以图自新”外，其中有三札专论浙东救灾事宜。其要点有五，一是“救荒之务，检放为先”，即检视放免民田税租, 视受灾程度，“从实蠲减”。并奏请今后水旱灾三分以上，第五等户免检全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户免检全放。二是应募献米之人应及时推赏。三是请求拨丰储仓米三十余万石以备济粜。四是州县新旧赋税免阁住催。五是救荒 之政，全在官吏遵奉推行，故在用人上，对“违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 二，重作施行，以警其余"；对“老病昏愚”，别与差遣；对“恻怛爱民、才力可仗者，特许不拘文法，时暂差权”。 本年十二月初，朱子带着表示“皇恩浩荡”的南库钱三十万缗开始了艰难的浙东救荒之旅?！端问?孝宗纪》：“官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付新浙东提举常平朱熹赈粜?！痹谡愣?，朱子目睹了严重的灾情，他向朝廷上疏说: “浙东诸州例皆荒歉，……而绍兴府之饥荒，昔所未有。臣以目所睹，回思去岁南康之歉，犹谓之乐岁可也?！备鞯氐咎锴榭?，“今绍兴八邑，余姚、 上虞号为稍熟，然亦不及半收。新昌、山阴、会稽所损皆七八分，峡县旱及九分，萧山、诸暨水旱相仍，几全无收”。而受灾的百姓“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独下户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户有自陈愿预乞丐之列者”。 还有更为悲惨的： 兼自秋来，卖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货耕牛，无所不至，不较价之甚贱，而以得售为幸?！阆郝莅鼍靡呀咴?，野菜草根取掘又尽，百万生齿饥困支离，朝不谋夕。其尤甚者，衣不盖形，面无人色， 扶老携幼，号呼宛转，所在成群，见之使人酸辛怵惕，不忍正视。其死亡者盖亦不少。 对救灾形势之严峻，朱子做了一番测算。仅绍兴府，因灾荒就歉收二百六十万石，朝廷下拨三十万缗南库钱，“不过共折米八万二千余石”，与所需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其中“除萧山仅能口给半月外，其余五县以户计之，日之所得，固已不过一二升，若以口计之，则日之所得又不过一二 合”。而绍兴府有受灾饥民一百三十万，“口以升计，麦秋之前九十余日，当为粟百万石”。如此大的粮食缺口，如此严峻的救荒形势，朝廷难道能“孰视其饥饿颠仆于前乎?”朱子所上此疏，意在引起朝廷高度重视，希望“陛下哀怜财幸"，多发放赈米以救灾民。 由于此次受灾的分布面广，遍及浙东各州府县，故朱子通过巡查，深入救灾第一线，全面了解灾情与赈济情况。在救灾方略上，朱子认为： 惟有蠲除税租，禁止苛扰，激劝上户，最为急务。辟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缓。 根据这样的思路，朱子所实行的救灾措施，一是蠲除税租。各受灾地区必须住催(停止征收)或展限起催(缓期征收)各种赋税。为此，朱子连续上疏，恳请朝廷“特降指挥实行”。根据朱子的奏状，他要求朝廷予以蠲除 的赋税有：淳熙八年(1181)四等、五等人户“残欠官物"；绍兴府山阴等“五县四等、五等户夏税秋苗丁钱”，以及“其余诸州县逐都检放旱伤及五分 以上者，五等户亦与住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户并与住催"。对受灾州县 “积年旧欠，直候秋冬收成之后，逐料带催”。将绍兴府人户在淳熙八年 (1181)本应蠲阁而“前期误行输纳者”的夏税，折成淳熙九年(1182)新 税予以蠲除。将台州第五等以下人户免纳一半丁绢。均减绍兴府为害最 烈的和买，“使无奸弊，稍得均平”。 二是禁止苛扰?！邦贸白狻笔乔肭蟪⒖?，为灾民减免各种赋税; “禁止苛扰”则是针对州县官员不顾饥民死活，追缴各种赋税而发出禁令, 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于地方官员中大多只知承顺上意，追催赋税，“箠挞催督"，以欺压百姓为能。而像朱子这样真心为灾民着想的可谓少之又少。朱子恳请朝廷将受灾最重的绍兴五县的夏税、和买等宽限两月，但“本路被灾州县，知通令佐多有只见蚕麦稍熟，便谓民力已苏，遽于此时催理积年旧欠，上下相乘，转相督促，使斯民方幸脱于沟壑之忧，而一旦便罹追呼决挞囚系之苦，甚可哀痛?？鼋褚咂⑿?，十室九病，呻吟哭泣之声所不忍闻，岂堪官吏更加残扰?”作为浙东常平提举，朱子疾速下令“行下诸州及通判约束”此等苛扰饥民的行为，但上仍有“户部巧为沮难，行下本府，催督愈峻”。面对此情，朱子发出愤怒的责问：“今来既是复有灾伤, 岂是追呼箠挞、催督税赋之时?”因此，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宋孝宗身上, “欲望圣慈特降指挥"，“特与宽限”。由于朱子的“蠲除税租，禁止苛扰”是与封建统治集团的本质和根本利益相悖的，故其浙东救荒上下掣肘，步步充满风险和?；?。 三是激劝上户，即推赏富户“献助米斛”，共得婺州、处州等富户助赈 九千石。 除以上列为“急务”的三条救灾措施外，朱子还采取了以下几条重要的配套措施。一是差官雇船前往浙西各州军丰稔之处收籴谷米，“及印榜遣人散于浙西、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客贩”米船前来浙东出粜。二是一 再上疏请求朝廷再“拨钱一百七十万，揍前所给，通作二百万贯”，以便 “及早分给诸州，广行运籴”。三是以工代赈，“兴修农田水利而募被灾饥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粮食以常平钱谷给”。朱子在巡查中，“所至原野极目萧条，唯是有陂塘处，则其苗之蔚茂秀实，无以异于丰岁。于是窃叹，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其时，开展兴修水利的有黄岩、明州定海县等地，朱子拨给两地各一万贯。 在用人上，朱子认为“州县之吏不为不多，而其间才能忠信可倚仗者极不易得”，而浙东七州粜济，用人必广，故他请求变通，“特许将得替、待阙、丁忧”，甚至是退休以及“在法不应差出之官权行差使”。由此可知，朱子用人不拘一格，不看现任的官职，而以是否“忠信可倚仗”，即以才能和品德为标准。故他听说婺州通判赵善坚在去岁旱灾中“协力措置灾伤，广求利害，籍贫乏家七十万口，置济粜场五百余所，劝谕上户粜米借贷，排日煮粥，以食民之不给"，使婺州"无流移冻馁之人，存活者几百万口"的事迹后，以其任期将满，立即上奏朝廷，“令善坚在任，同钱佃(婺州知州 ——编者注)协力措置灾伤”。 与之相反，对救灾不力、贪赃枉法、欺压灾民的贪官污吏，朱子则坚决予以弹劾。在浙东，前后遭到朱子奏劾的不法官吏就有绍兴兵马都监贾祐之、绍兴指使密克勤、金华上户朱熙绩、衢州知州李峰、衢州监酒库张大 声、龙游县丞孙孜，以及前知台州、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等。 淳熙九年(1182)六月，浙东地区又出现了 “累年之旱”。朱子上《乞修德政以弭天变状》，希望宋孝宗“断自圣心，沛然发号，深以侧身悔过之诚解谢高穹”，“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爱之心，庶几精神感通，转祸为福”。七月，绍兴府会稽县出现蝗灾，朱子立即“遣人走探”, 随即“亲到田间看视”，并下令“本县令尉亲在地头召人捕获，收买焚埋”。体现了朱子推行荒政，事必躬亲，认真负责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