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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民隐”也是朱子在同安时向黄瑀学来的为政之方之一。后来在《庚子应诏封事》中，他将“恤民”列为“天下国家之大务”，体现了儒家一贯坚持的“民为邦本"的思想。 在同安，朱子一上任就把县署中北宋县令宋若水建造的“祐贤堂”改名 为“牧爱堂”，在堂前悬挂“视民如伤"的匾额。又在城郊同山上，书写 “同山” “大同”数字，刻石以传，表达他自己，同时也希望同僚能以仁爱大 同之心来处理政务，关爱百姓。 地处同安、南安两县交接的小盈岭，是同安通往泉州的古道驿站，也是同安东北的自然屏障。由于地势偏低，成为东北风进入同安的风口，为害甚烈。朱子在此建了一座石坊“以补岭缺”，并手书石坊横额为“同民安”，又在应城山下借“补龙脉”之名建造了一座大堤，“筑堤补其脉，造峰耸起势， 所以?；は刂巍?，以防洪涝灾害。 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记载着朱子在同安的一则逸事：“文公为同安主簿日，民有以力强得人善地者，索笔题曰：'此地不灵，是无地理；此地若灵，是无天理。'后得地之家不昌?！泵娑院狼柯佣嵝∶裉锊?，朱子站在小民一边，为之愤愤不平，但仅以风水地理来诅咒豪强，而不能借助行政或法律的力量来帮助百姓，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小小主簿的无奈。因此，朱子在 办理这类被侵吞的田产过户手续时，特别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其自述云： 顷在同安，见官户、富家、吏人、市户典买田业，不肯受业，操有 余之势力，以坐困破卖家计狼狈之人，殊使人扼腕。每县中有送来整理 者，必了于一日之中。盖不如此，则村民有宿食废业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尝见友人陈元滂，说昔年趋事吏部许公于邵阳，许公自言“吾作县，有八字法"。请问之，则曰“开收人丁，推割产税"而已。此可谓知为政之本者。 人丁指丁赋；推割，又称过割，指人户典卖田宅，赴县办理税租过户手 续。此二者均为县政的重要事务，也是奸吏欺凌百姓的主要目标，故朱子将发明此“八字法”的人称为“知为政之本者”，指的就是要体恤民隐。而他在实际操作中，必将推割“了于一日之中"。目的就是不给“市人、富家得 以持久困之”的时间和机会，可谓用心良苦。故黄榦评价朱子在同安“莅职勤敏，纤悉必亲"“苟利于民，虽劳无惮”。 在南康，朱子到任首发《知南康榜文》“下教三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向南康士人、父老征求“宽恤民力”之方。为蠲减南康各种无名之赋，朱子先后上奏了一系列奏章，乞请朝廷予以蠲减，虽然由于朝中上下掣肘，所请见效甚微，然朱子为民请命，据理力争，一颗爱民之心跃然纸上。 南康救荒，是朱子的一大政绩，而朱子积极推行荒政，其目的就是为了 恤民。他把南康救荒的六条措施称为“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税租（再次 蠲减税租）、曰通放米船（招邀商人运米前来）、曰劝分赈乏（劝勉豪富济贫）、曰截留纲运（截留运往京城的官物）、曰严禁盗贼、曰纠劾贪懦”。 这六项措施既是救荒措施，也是恤民措施，都是从爱护百姓的角度出发制定的。 由于南康地瘠民贫，一遇灾荒，民户往往舍弃祖坟和土地，流移他乡。朱子考察了南康民户流移的原因，认为是官府赋税太重造成的。他说： 窃见本军诸县大抵荒凉，田野榛芜，人烟稀少，而星子一县为尤甚。因窃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乱流移，民方复业，而官吏节次增起税额，及和买折帛数目浩翰，人户尽力供输，有所不给，则复转徙流亡， 无复顾恋乡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为子孙长久之虑。一 旦小有水旱，则复顾而之他。……无有根蒂，愁叹亡聊，深可怜悯。 针对此弊，朱子双管齐下，一方面上状“乞蠲减星子县税”以示“上布圣恩”；一方面“下求民瘼”，告示逃移民户，其田产被豪右强占，可具状赴使军陈诉，以便依法根究。他在文告中，分析了百姓田产被豪右巧立名目乘机霸占的各种情况，“或止押状而无户帖者；或挑请因而冒耕者；或计会乡司作逃移多年而免科例者；或有户帖而官无簿籍者；或免科例限满而诡名冒请者；或有强占而人不可谁何者”，以及曾具状向官府申请归还旧业，而 “乡司邀阻及上户强占，百般沮难"，致使“淹留岁月，无以自明，又复弃之而去”者，认为这些逃移之民“深可矜恤”，字里行间体现了朱子对穷苦农民的同情，以及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所釆取的措施。 对朱子在南康的治绩，黄榦曾作过极其精练的概括和总结： 至郡，恳恻爱民，如己隐忧；兴利除害，惟恐不及。属邑星子，土瘠税重，乞从蠲减，章凡五六上。岁值不雨，讲求荒政，凡请于朝，言无不尽。官物之检放、倚阁、蠲减、除豁、带纳，如秋苗夏税、木炭月桩、经总制钱之属，各视其色目为之条奏，或至三四，不得请不已?！」倮羰谝苑铰?，俾视境内，具知荒歉分数、户口多寡、蓄积虚 实、通商劝分，多所全活。 在浙东，朱子为救灾赈民，弾精竭虑，“日与僚属、寓公钩访民隐，至废寝食”。他不仅亲历灾区，“穷山长谷，靡所不到，拊问存恤” 了解灾 情，关心民瘼，采取各种措施救助穷苦百姓，而且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和苛扰，不断地向朝廷发出蠲减赋税的呼声，希望“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酣 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对不顾灾民死活，苛扰百姓的贪官污吏坚决予以弹劾；即使是对其有所谓“荐举之恩”的当朝宰执王淮，以及以宋孝宗为首的南宋朝廷，朱子也公然上书指责： 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费之甚，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明公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是以但务为阿谀顺指之计?！敲裰氩?，孰轻孰重？身之与国，孰大孰?。坎粕⒂炭筛淳?，民心一失，则不可以复收。 这体现了朱子一心为民、无私无畏的精神。 在漳州，朱子一上任就连上奏状，恳请朝廷蠲减“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对一些地方官员和豪宗大族以各种名义巧立名目侵占民田、冒占公田，引发土地兼并、赋税不均等愈演愈烈的现象，朱子尤为不满，并对未行经界的福建出现的“贫者无业而有税” “富者有业而无税”的社会不公现象曾予以深刻的揭露。他以汀州为例说： 汀州在闽郡最为穷僻，从来监司巡历多不曾到。州县官吏无所忌 惮，科敷刻剥，民不聊生，以致逃移，抛荒田土，其良田则为富家侵耕冒占，其瘠土则官司摊配亲邻。是致税役不均，小民愈见狼狈，逃亡日众，盗贼日多，每三四年一次发作，杀伤性命、破费财物不可胜计。虽为王土，实未尝得少沾惠泽。 由于不行经界，造成了如汀州这样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同时，由于“公私田土皆为豪宗大姓诡名冒占”，造成州县税收的逐渐减少, 可是州县“遂多方擘画，取其所不应取之财，以足岁计”，这就造成各地无名之赋日渐增多，“如诸县之科罚，州郡之卖盐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穷民受害，有使人不忍闻者”。朱子认为，经界不行，“版籍不正，田税不均”，“最为公私莫大之害"；其后果是，造成“私家有输纳欠负，追呼监系之苦” “公家有陷瞒失陷、岁计不足之患"。而要解决此弊，就必须行经界，丈量土地，重定税额。“今上下匮乏，势须先正经界。赋人既正，总见数目，量入为出，罢去冗费，而悉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若不认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庇纱丝杉熳邮墙芯缱魑渥钪匾男裘翊胧├词敌械?。因为，行经界是为了均赋税，而均赋税就可以达到“省赋"于民的目的。由此可见，经界之行，有利于穷苦百姓，而不利于达官豪强。即朱子所言：“此法之行，贫民下户虽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乐?！惫手熳釉谡闹菪芯?，实际上是面临重重阻力和步步?；?，但为 了 “恤民”，朱子仍不惜得罪当地的豪门富室和朝中一些与此利益攸关的官僚大臣，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他的计划。 首先，他经过深入的调查，搞清了本州诸县税籍不正、田亩不实、赋役不均的情况。接着，他先后向安抚、转运、提刑、提举诸司上了《经界申诸司状》和《再申诸司状》，条陈经界的利害，详述行经界的方法和措施，提出了 “打量"即清丈田亩的方法，“图帐"即制图造帐的方法等。 南宋的经界法始行于绍兴十二年(1142),时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上状言经界不正十害，朝廷遂命其措置。但在这次全国推行经界法之时，汀州、 泉州、漳州的官僚大地主集团却以何白旗农民起义为由，迫使朝廷停止在此 三处推行经界。朱子在官同安主簿时，对此事的始末及弊病深有了解和研究。在漳州所上《条奏经界状》中，他驳斥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汀州的农民造反，“正以不曾经界，贫民失业，更被追扰，无所告诉，是以轻于从乱” 之故，而何白旗农民起义之时，还“未尝有经界之役也”。 绍熙元年(1190)八月，朝廷诏下，漳、泉二州先相度实行经界。朱子立即上状就选择官吏、打量之法、图帐之法、均产之法，以及废寺田产的 “实封请买”等提出周详的措置方案。同时，他又向民众颁布了《晓示经界 差甲头榜》，将朝廷态度并不坚决的“相度”行经界，像已然正式允许行经界一样向民众公布，体现了朱子欲行经界，以减轻民众负担的迫切心情。 由于枢密使王蔺、泉州知州颜师鲁及朝廷内外一批达官富豪的反对, 漳、泉、汀三州同时行经界的希望破灭。绍熙元年(1190)十一月二十六日朝廷下诏，命“先将漳州措置施行”经界。此为阳奉阴违的宰相留正有意给 朱子出难题，故意将下诏的时间推延至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方由尚书省下 札。朱子收到此诏，已是次年正月。其时，已是泥泞的雨季，很快面临的就是春耕大忙季节，此时兴师动众大规模地丈量土地，就会延误农时，造成歉收，深谙农事的朱子焉能不知此理？故朱子只得上状，乞将漳州经界延至秋收之后的冬季。其后，由于长子朱塾的去世，朱子于绍熙二年(1191)四 月罢郡北归，朱子以恤民为目的的正经界最终未能实行。 朱子的体恤民隐，也体现在其潭州的政绩之中。湘潭等五县拖欠绍熙四年(1193)秋税，本已差官下县受纳，由于气候久旱，朱子“恐人户艰于送纳"，故又召回差官，暂缓征收，并晓谕乡民，“各宜安心车水，灌溉田亩。对掌管陂塘湖泽的官吏霸占陂塘，“不肯泄水注荫，致田禾干槁”的现象，又下告示“晓谕陂塘湖长等人，如合承水之田阙水，即仰日下量分数 放水注荫”，如“占吝不放”，许农户陈告。 对贫病年老、幼儿寡妇有诉讼请求，而又没有能力书写状词的，以及被劫盗或打架斗殴事干人命，情况紧急的，允许他们“投白纸”告状。即使在庆元三年(1197) “伪学之禁”达到高潮，朱子在自身安危难保的情况下, 当他见到建阳麻沙、长坪、崇化一带饥荒，“贫民至有饿而死者”，仍致书建宁知府和建阳知县等，为其策划赈灾事宜。他认为官府“前日但以船粟尽输城中，乡落细民无所得食，恐有他患”，故建议他们“莫若邀率乡里诸长上，先次相与合议可行之策，使城郭乡村、富民贫民皆无不便，然后共以白于当路而施行之”。 庆元六年(1200),朱子重病缠身，当他听到一位老农诉说官府催逼赋税之苦时，不禁叹息道，恤民乃国家之大务，今日朝廷还是如此置百姓生死于不顾，这叫百姓如何安生？朱子临去世前几日，建阳知县张揆前来探病, 有礼物送给朱子，朱子却之不受，并对他说：“知县若宽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这都体现了朱子恤民之心至死不渝。 |